枪炮、病菌与钢铁：人类社会的命运

本书可以这么交代：“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，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。”

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在我身上发生过——完全是由于地理上的偶然，我出生在波士顿，而不是出生在伦敦或慕尼黑或贝尔格莱德。

无论如何，我希望能说服读者：历史绝对不像某个怀疑者说的那样，是“没完没了的事实”。历史的确有普遍的模式，解释那些模式，不仅能生产慧见，也是个令人着迷的事业。

更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阿塔瓦尔帕的天真。他以为只要付了赎金，皮萨罗就会信守承诺释放他，焉知这些西班牙人的矛头已对准了永远的征服，而非只是单单一笔赎金。

其实，我并不认为工业化的国家必然比狩猎—采集部落“高明”，也不认为离开狩猎—采集的生活方式，进入使用铁器的国度，就代表“进步”，更不觉得这样就是增进了人类的福祉。

北美土著不能驯化苹果，问题在于北美整个野生动植物的组合。这个组合的发展潜力有限，也是北美食物生产起步晚的主因。

农民倒转了天择的方向：从前成功传递下来的优质基因反倒成为劣质，而劣质基因却摇身一变成为优质基因。

巨型动物灭绝后，人类就没有驯化大型野生动物当牲口的机会了，因此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没有土产牲口。

日本人放弃火枪，中国人放弃远洋航行船只（还有机械钟、水力纺织机），都是著名的技术逆转事例，在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的社会中最容易发生。

对历史提出解释是一回事，怎么用这种解释是另一回事。我们努力去理解一件事，往往是为了改变某个结果，而不是为了重复或延续恶行。